菲利普·阿吉翁
南方财经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吴斌
“创新是带着‘伤痕’、带着‘委屈’、带着‘白眼’出场的，它千方百计来‘贬低’‘摧毁’和‘拆散’旧的东西。”
“创造性破坏”意味着涅槃重生。法国经济学家菲利普·阿吉翁（Philippe Aghion）一语中的，创新并不是一出来就是正外部性、大家都喝彩、大家都受惠的，而是受既得利益者千方百计的或漠视、或打击、或扼杀。而创新也不断地打击旧的技术、旧的利益。
凭借对“创新驱动的经济增长”的开创性研究，阿吉翁与彼得·豪伊特、乔尔·莫基尔共同分享了202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创新在旧秩序的围剿中淬火，于“创造性破坏”的风暴里重生，最终化为驱动经济前行的不熄火焰，这也是阿吉翁传奇人生的生动写照。
思想的源泉
1956年，阿吉翁出生于法国巴黎，他并非传统模式下长大的经济学家，而是一位打破常规的“富二代”。
他的母亲是著名的市场设计师、奢侈品牌蔻依（Chloé）的创始人加比·阿吉翁（Gaby Aghion）。阿吉翁并未继承母亲的时尚事业，而是选择了经济学。但母亲在时装领域屡屡打破常规的大胆做法，也为阿吉翁后来投身“破坏性创造”范式的研究埋下了创造性的种子，阿吉翁认为母亲的创新精神深刻影响了他。
阿吉翁曾表示，尽管父母工作都很忙，但还是时常在家带他讨论艺术、政治和学术话题，让他从小就具有国际化视野和广阔的知识面。他还和家人一起融入了巴黎左岸的知识分子圈子。
这也最终助推了阿吉翁的开创性研究。阿吉翁和彼得·豪伊特在1992年的一篇文章中，构建了一个关于“创造性破坏”的数学模型：当一个更好、更新的产品进入市场时，销售旧产品的公司就会失败。创新代表着新事物，因此是创造性的。然而，它也是破坏性的，因为技术被淘汰的公司会在竞争中出局。
复旦发展研究院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孙立坚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1992年，阿吉翁和豪伊特构建的熊彼特式内生增长模型以“创造性破坏”为引擎，质量爬升式创新推动生产率增长，旧技术被新技术淘汰。把创新激励、市场结构与增长内生化，强调垄断与竞争的双重作用。
熊彼特增长理论源于现代产业组织理论，把企业和企业家放在经济增长过程的核心位置，以如下四个主要思想为基础。
第一，长期增长依赖于创新。其中包括：工艺创新，提高生产要素（劳动力或资本）的生产率；产品创新，开发引入新的产品类型；组织创新，提高生产要素组合的效率。
第二，创新来自对研发的投资、对技能的投资、对新市场的开拓……其动机是希望收获创新带来的垄断租金。对经济增长过程加以公共干预的一个重要理由，是创新会带来知识外溢效应，有利于未来的研究和创新，而私人企业无法充分实现这些收益。在自由放任环境中，私人企业对研发和培训等的投资会不足，再加上信贷市场的缺陷（尤其在衰退期收紧），上述投资不足会更加严重，所以需要政府在知识经济中扮演联合投资人的关键角色。
第三，创造性破坏。新出现的创新会让过去的创新、技术、技能变得过时，因此，增长涉及新旧势力之间的冲突：昨日的创新者为避免被淘汰，会抵制新的创新成果。这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经合组织各国的创新引领型增长伴随着较高的企业和员工更替率。同时它也意味着政府要扮演的第二重角色：充当更替风险的保险人，帮助员工顺利过渡到新的工作岗位。从更深的层面看，政府需要保持恰当的平衡，既要保护现有创新成果的租金，又不能妨碍未来的产业进入和创新。
第四，顺应时势的增长政策。熊彼特增长理论能够灵活地描述过去的创新的贡献，既包含跃进式地超越当前最先进技术的创新类型，也包含追赶全球技术前沿的创新类型。前一种情形的创新处于前沿位置，依靠和改进所在产业的领先技术；后一种情形的创新只是采纳或模仿已经在其他地方开发出来的技术。熊彼特增长理论考虑到创新在不同国家会以不同方式相互作用，所以各种政策对增长的影响高度取决于实施的具体背景。特别是，对追赶型增长有利的政策和制度到了创新引领型增长阶段可能不再合适。
理论的涅槃
正如经济增长需要“创造性破坏”，阿吉翁自身的学术研究亦是如此。
在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程实看来，传统增长理论，特别是索洛增长模型，虽然成功刻画了资本积累与产出的关系，却无法解释技术进步的来源，并将其视为外生因素。阿吉翁与豪伊特在1992年发表的论文中提出内生增长理论的核心机制是：创新来自企业对市场领先地位的追求，技术进步体现为新技术替代旧技术的过程。这一框架强调创新具有竞争性和颠覆性，技术进步是企业之间动态竞赛的结果，因此增长是一种“不断更新的均衡”，以生产率阶梯式上升为路径。
熊彼特提出“创造性破坏”描述资本主义发展的根本动力，但长期缺乏形式化表达。阿吉翁与豪伊特以数学模型将这一思想转化为可检验的严谨理论，核心包括三层含义：其一，增长是技术迭代的过程，每一轮创新都会提升生产率；其二，增长具有破坏性：新技术的应用会淘汰旧企业和旧岗位，引发结构调整与社会摩擦；其三，创新具有激励机制：只有在产权保护与竞争机制存在时，企业才有创新动力。
孙立坚认为，传统增长理论把技术视为“天外来物”，难以告诉我们“如何让技术更快、更好、更绿色地进步”；内生增长理论则把企业的研发、市场竞争、知识产权与制度设计放进增长引擎，解释了“为什么”和“如何”促成持续创新，并给出可操作、可检验、可因地制宜的政策杠杆。
在《创造性破坏的力量》新作中，阿吉翁尝试着提出了一个“熊彼特范式”（Schumpeterian Paradigm），并用它来看待经济发展过程。在书的一开始，他就概括了这个范式的三个重要理念：创新与知识传播是增长过程的核心；创新依赖激励和财产权利保护；经济发展是“创造性破坏”，新的创新让以往的创新变得过时。
孙立坚表示，内生增长理论让世界意识到，除了资源配置效率提升的外部重要性，也要重视教育、金融、知识传播和激励机制等无形资产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边际效应所带来的颠覆性转变，这就是内生增长理论的魅力所在。今天，我们依然处在可能比20世纪90年代更为严重的结构失衡的全球经济环境中。现在世界经济面临的长期增长低迷不是来自于经济周期的波动，所以凯恩斯主义的逆周期调控做法和关税举措反而抑制了世界经济增长的动力，产生了适得其反的效果。
在10月13日的记者会上，阿吉翁被问及美国关税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威胁。他直言“不喜欢美国的保护主义浪潮，不利于世界经济增长和创新”。开放是增长的驱动力，任何阻碍开放的因素都会成为增长的绊脚石。
他还强调，需要促进人工智能领域的竞争，若缺乏审慎监管，“超级明星”企业可能会垄断该领域，阻碍未来竞争者的进入。
东方的回响
难得可贵的是，阿吉翁的研究视野不仅局限于欧美发达国家，还时常跨出经济学范畴。他对发展中国家的赶超之路很有研究，曾经细致钻研过阿根廷在20世纪的衰落以及韩国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的发展历程。
阿吉翁还与中国渊源颇深。自20世纪90年代起，他便积极参与中国经济改革的讨论，他的部分研究成果也被引入国内学界，并曾荣获中国经济学界的最高荣誉——孙冶方经济科学奖。
孙立坚对记者表示，阿吉翁与中国学术界有很深的交流关系。其中最正式、最核心的在华学术职位就是担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杰出访问教授”。而这个头衔通常是授予在国际上享有极高声誉并与学院有实质性合作关系的学者，其级别和受重视程度往往高于一般的“客座教授”。他还多次访问北大发展研究院和上海交大高金学院。
中国应如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成功实现从追赶型增长到创新引领型增长的转轨？中国如何能够在此过程中提高增长的质量？阿吉翁介绍了转向更具包容性和环境友好的创新引领型经济的四大支柱。
竞争与创造性破坏：相比模仿创新而言，前沿创新更需要竞争与自由进入的支持。原因有两方面，处于技术前沿的在位企业能通过创新来超越竞争，摆脱进入威胁，另外大多数颠覆性创新来自新创企业。
顶尖的研究型大学：为取得理想的排名，不仅需要增加对大学的投资，还应保证大学在预算管理、薪酬政策、聘用政策与项目设计上的自主权。这种自主权还必须伴随着大学之间以及研究人员之间的更高效竞争。与经济中的其他部门类似，教育领域也需要更多的对下负责和竞争压力，来部分替代对上负责。
有活力的劳动力市场，包含：企业招聘和解聘员工的灵活性；帮助员工更换工作岗位的优秀培训体系；可靠的社会安全网，可以在不同岗位之间转移的充分社会保障和养老金权益，以及优厚的失业金制度（条件是失业员工应该接受培训和新的工作岗位）。这种“灵活的保障”制度能够保证创造性破坏和创新引领型增长的加速推进。
更加强调风险资本、私募股权和股票市场的金融体系：原因在于创造性投资的风险更高，投资人要求获得一定份额的上涨收益和控制权。
程实向记者表示，对于中国而言，内生增长理论也具有高度现实意义。当前，中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本质上是经济增长动力的结构性升级。中国经济增长优势不仅在技术研发能力，也在于将创新转化为产业竞争力的制度能力与市场规模，这既是中国新质生产力战略的深层逻辑，也正是“创新走向产业化并形成增长”的关键。近年来，中国提出“新质生产力”“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等战略方向，本质上正是在推动经济增长转向效率提升、自主创新以及高附加值发展。
他认为，与许多仍停留在工业化追赶阶段的发展中经济体不同，中国已经具备迈向创新型经济的现实基础，但同时又处在增长动力切换的复杂阶段。一方面，当前全球市场环境因地缘风险与供应链重构出现重大不确定性，制造业成本优势开始面临新型竞争，人口红利正在向人才红利转换。另一方面，中国拥有全球最大规模的工业体系、完整的产业链结构、快速扩展的技术应用市场、雄厚的人才储备以及快速提升的研发投入占比，这为经济转向创新驱动奠定了坚实的结构条件。
过去数十载，中国经济的腾飞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毫无疑问，中国若能拿出创新解决方案，必将再次令世界震惊。”阿吉翁感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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